邓小岚用音乐带给马兰村不一样的生活

邓家老大重回马兰

邓小岚出生在马兰村，那是1943年，父亲邓拓任社长的《晋察冀日报》在1939到1948年的9年间，6次驻在马兰。“阜平县是晋察冀根据地的中心，马兰又是中心的中心。”《晋察冀日报》史研究会会长、曾和邓拓并肩作战的现已95岁的陈森老人回忆说，当时的报社最多时有1000多人，最少时只有100多人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山里打游击，“一手拿笔一手拿枪”，走过几十个村子几十道山，一旦在一个村里驻下来，就用一天时间赶出一份报纸。“我们叫"游击办报"，条件特别艰难，都是年轻人，当时我21岁，邓拓当社长，他才25岁。”报社和当地村民互相保护，马兰村有19个村民就因为掩护报社人员而牺牲了。在《晋察冀日报》人心里，“马兰是《晋察冀日报》的第二故乡”。

邓小岚出生后的头3年都生活在马兰村。作为家里的老大，邓小岚是邓家唯一一个出生在马兰的孩子，她因此对马兰村有着与兄弟姐妹不同的情结。1997年，邓小岚和妹妹一起，为了寻找父母的足迹第一次回马兰村，2002年她又跟保定电视台一起回去过一次。“前两次都是匆匆而过，我觉得这样不行，什么也没了解到，以后有机会一定自己去，想待几天都行，想了解什么自己就去看。”之后，60岁的邓小岚就开始了独自往返马兰村的生活，一年往返十几次。

乡村有了歌声，世界也丰富了

2003年，《晋察冀日报》史研究会的老同志集资想要立一个“马兰惨案”遇难同胞纪念碑。“那时候他们都80多岁了，由我去落实这件事，我到村里问人家纪念碑修在哪儿，石头哪儿取料，再取样来看，为了这个事情就住那儿了。”邓小岚说，白天就在村里四处转着看，爬山、拍照。没事儿她就去看孩子们上课，周边各村落都有自己的小学，给一二年级学生授课，三年级以后各村的学生都集中到位于岔河村的中心小学。

邓小岚发现，所有学校只有语文、数学两门课。很多学生的家距离中心小学几公里甚至更远，他们每天要走很远的路来上学，从家里带个馒头，中午就在路上吃。

一次，邓小岚随口问了几个小孩“你们会唱歌吗”？结果发现他们完全不会唱，“别说国歌了，连一首歌也不会唱”。这让邓小岚心里很不舒服，在她心里，从小不会唱歌，没有任何音乐为伴，生活里能带给人快乐的东西就丢掉了一大块。

除了唱歌，邓小岚还会拉小提琴，她把自己多年学音乐的经验用在了山村小学里，学校里从此多了一门音乐课。“这里的孩子音准不好，自己也听不出来，只能通过记忆和多听，慢慢学、慢慢感觉。现在乐队里能够合在一起唱好的已经很多了，过去可能5个孩子里能挑出一个，唱得还不好。”教唱歌不到一年，邓小岚从北京带去了6把闲置的小提琴，包括她自己的和儿女的。

领到这6把小提琴、第一批开始学乐器的还有4个男孩2个女孩，都是音准和乐感相对好的。邓小岚会在每月的某一个周末赶到马兰村给孩子们上课，每次都会带来一些新的乐器、教材和光盘。虽然进度慢，孩子们在家也不一定能保证练习，但每次上课邓小岚都会不厌其烦地磨，逐渐地，希望学习音乐的孩子们领到了手风琴、吉他、笛子、电子琴。孩子多了只能分拨儿辅导。

玩惯了的山村孩子不是每个都愿意学音乐，加入进来的很多孩子在开始也是为了扎堆好玩，或者为了平时没有的零花钱去学音乐家长会给5毛或1块的零花钱。把这样一群孩子凑在一起，几十个，好几种乐器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“弦乐要靠自己找音，一个是靠耳朵听，一个是感觉，比如这个音低了，我说再高一点，你感觉一下两个手指之间要张开多大。刚拉手风琴，好多小孩根本看不到键盘，琴比下巴还高，全凭手的感觉，手要张多大能够到哪个音。开始进入的这种练习难免会让孩子很快失去兴趣，所以要找好的曲子。选教材很有技巧，比如《欢乐颂》，音节简单，听到旋律后孩子很受鼓励，想把曲子拉得更完整一些。有的孩子进步快，我就会教给他更多的东西，就这么开始，一点一点地投入进去了。”当教音乐成为常规后，邓小岚一半的精力就都花在马兰了。

学校里想学音乐的孩子越来越多，没上学的小孩子也跟着哥哥姐姐学会了歌谣，嘴里唱着《小燕子》在街上跑着玩。音乐不仅改变了孩子们的生活，一成不变的沉闷乡村生活里有了歌声和音乐，大人的世界也丰富了起来。

因为名气在外，岔河小学如今已经新修了校舍、更换了校名，新的马兰小学一共150个学生，12个老师，马兰小乐队成员60人。“音乐对他们的生活有很大冲击，这里面可能没有几个孩子能真的学出来，但是学习让他们的生活里多了一件很美好的事情。”邓小岚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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